该条款的规范特性决定了它属于不完全法条。

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集合意义上的所有权，也是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所有权，其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主权的表达。这种照抄型法条还是不要为好。

第127条规定乡镇及乡镇联合体，在法律规定内，有行政自主权。唯有正视这三个规范条款，才能真正洞悉第9条第1款的价值目标所系。[31] 无论如何，制度性保障对立法者的拘束面是广泛的，至少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立法者受作为法规总体之法制度之典型特征之拘束。新国家所有权说至少经受不住国家所有权存在与发展的实然状况检验。[37]因此，要正确地诠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含义，就必须在宪法承载的根本目标和价值秩序的指引下，检视其他宪法相关条款之规范旨趣，并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体系性解释，才能正确地创设该条款的法效果。

其次，魏玛宪法第105条规定不得设置特别法庭。[22]为了更好地把握和运用这一外来理论话语，厘清其原初意涵是必不可少的。[44]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于行政机关运用公告—评论(notice and comment)程序制定的规则，法院应当使用代表高度尊重的谢弗朗(chevron)标准，[45]而对于其他的非立法性规则，则应当使用严格的斯基徳摩(skidmore)标准。

因此，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由来已久。事实上，权威是否可以授予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该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在一定区域内对机动车采取限制车型、限制时间行驶的交通管制措施。在我国的法律法规当中，存在诸多概括性条款，这些条款不足以成为权威性的来源。

(一)规则的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规则形成过程主要是指规则的制定过程，制定过程不仅限于法定的制定程序。[5]参见杨志谦等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不批准生育第二胎行政决定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厦行终字第107号行政判决书。

[34]《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公告[2011]第31号)。尤其是在司法领域，假如行政机关的意见只是为法院提供了某种参考，那么这种意见并没有真正具有权威性。比如在王昌镐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市政行政许可案中，法院认为北京市运输管理局规范性文件以备案形式实际规定了行政许可，直接违反了《行政许可法》许可设定权的规定。注释: [1]当然并不是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自2004年才开始，在此之前，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活动早已展开。

第二，行政的权威性同样对司法具有一定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不同的法院选择不同的政策，同时它也可能代表着更加合理的决定。美国的做法似乎意味着立法的概括性授权也可以赋予规范性文件以权威，但这并非事实。其次，权威的意义在于取代受其影响的主体的自治状态。比如同样是事故责任认定，法院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可以进行非常细致的审查，而对火灾责任事故则主要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

以交警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为了日常化履行这一秩序维护职能而得到设立，社会公众则在交通秩序这一领域选择遵从其指令。四、规范性文件的理论权威 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一样，具有权威性的三个特征，即内容独立、可以替代受影响者的自治状态以及具有有利于受影响者的功能。

[35]所以，与上例中的国办发《通知》一样，此处证监会的《办法》体现了证券业管理机关对证券市场监管职权的及时履行，也应当被赋予相对制度权威。[55]原因或许不难猜测，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属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机动车驾驶人在获得驾照之前也曾对此问题进行过学习。

不仅我国，其他国家的法律中同样也存在职权性规定，比如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法》(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ct)要求美国交通部采用汽车安全标准以减少交通事故以及由此导致的受伤或死亡。以我国的行政实践为例，有许多的非正式规则采用了较为正式、复杂的制定过程。因此，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仅仅审查合法性，而不包括合理性。[52]卞京英、赵世奎：《北京金星鸿业电梯有限公司诉北京市朝阳区质量技术监督局不服安全监察行政处罚案——电梯运行事故中相关法律责任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2辑。对于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第64条，法院若认为其不合法，则可以不将其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对此，法律须规定授权内容、目的和范围。

专家在具体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并不影响他在抽象意义上具有权威。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领袖的权威则对应卡里斯玛型权威，两者都诉诸于权威拥有者超越常人的特质。职权性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仅仅设定了需要被完成的工作，以及概括性的目的，但对行政机关具体实施的方式、范围、目标则没有进行说明，如上部分所述的我国《水法》48条的规定即是典型的职权性规定，且相似的规定不胜枚举。

采用类似范式的是法国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的权威四分法。如在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尖平村村民委员会诉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民政府履行追缴公章法定职责案中，法院认为公安部与民政部合发的一个有关程序的文件是对基层自治原则的侵犯。

事实上，美国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取得使法院尊重的权威性的原因并不是立法授权，而是规则本身的制定程序。该试验规定的出台为2011年的《办法》以及2015年作为规章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积累了经验，后出台的文件乃是在其基础之上所进行的调整和修改。然而，鉴于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以及行政自身的专业性，司法审查的程度与范围势必受到约束，其中，受案范围理论从横向构成限制，而审查深度理论从纵向构成限制。当然，何谓重大影响本身需要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作出裁量。

虽然这里的权威性效力与前述及时行政、试验行政有所不同，但两者其实都来源于一般行政权。首先，卡里斯玛型权威包含有多种亚型，除了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理论权威或者专家权威外，因为个人的外貌、体格、血统同样有可能形成卡里斯玛型权威。

在狭义合法性判断中，违反上位法的情形包括增加或减少法律适用的主体范围、权利义务范围、行政机关职权职责范围、适用条件等等。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行政主体要使其他主体代行自身权力，只能通过委托的方式，而不能进行授权。

显然，在法律的框架内，政府需要灵活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各种手段实现行政目标，而针对具体行为的法律条文无法对整个复杂的方案作出评价。当然，类似这样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法院无疑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以判断行政机关制定该规则的目的。

现实中有许多案件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技术标准，法院往往给予它们很强的尊重程度，至多审查技术标准的可适用性，而基本不会对其内容进行评价。See Michael Taggart, Proportionality, Deference, Wednesbury, 2008 NZ Law Review 423(2008)。德国《基本法》第80(1)条规定：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州政府可经法律授权颁布行政法规。另外，行政机关的理论权威与其相对制度权威可以并存。

这些事由即构成了规范性文件是否适宜接受司法审查的梯度区分标准和区分不同审查层次的界限。狭义合法性审查需要有法可合，若没有清晰的上位法规范，许多仍然坚持这一标准的判决书即以未抵触上位法为由对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予以肯定。

事实上，各个行政部门作用领域内的专门法律大多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职权规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有关授权争议的案件所涉及到的立法授权最终有三分之二遭到法院驳回。

而关于法官的权威，韦伯似乎没有论述。权威与权威拥有者本身的特点具有紧密的联系，一旦转换主体，权威性将难以自我保持。